“知行合一！”黎希玠在监考之余，也在思考这次的考题。
不管是上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说，还是下午的这大道至简的“知行合一”，黎希玠就仿佛重新认识了王孚明这个人一样。
“知行合一是道，所谓道，就是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依凭良知判定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外面在考着，明王府里的王孚明同样也在滔滔不绝的说着：“道自然包含着术，作为术的知行合一。或者说，当知行合一成为方法论时，它的内容就非常多了。”
不过，此时不光有一应大臣在，连黎希玠和吴由良从各地请来的一些老夫子、文人士子以及成都本地一些士族也都闻讯来到了这里。
王孚明也没有拒绝，知道的人越多，消息传得就越快，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甚至于，王孚明希望这些人能把他今天所说的话广传天下，到了那时，他和他的大明国也就天下出名了。
好处自不必说，能引得有识之士前来投靠，同时，有了这番话，也就能去的一部分士族的支持了。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举个例子，我们吃饭。知道如何吃饭是知，吃就是行，若想吃饭这个行为成立，必须要把饭吃了，只知道如何不吃饭，或者是知道如何吃饭却不去吃，吃饭这个行为都不成立。所以说，知道如何吃饭是吃的开始，吃是知道如何吃饭的完成。”
“这就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换句话说，你主政一方，你知道该如何去管理那里，也知道该如何去发展那里，但是你知道是一回事，你去做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许多人一生中总有些半途而废的事，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做一件事时的念头不对，导致事情本身就是错的，所以半途而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明白知是行之始，却没有做到行是知之成。从术的层面来讲，知行分离了。”
“比如，任何人都知道要做道义之事。知道做道义之事就是行的开始，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行动，就没有完成这个知。再比如，任何人都知道不义之财不可取，知道不义之财不可取就是行的开始，但又因为种种原因去取了，这就是没有完成这个知。”
“子曰仁爱，根本就不需无数的大儒去诠释什么才叫做仁爱，仁爱本身就是仁爱而已；子曰仁政，又何须无数人依着这两个字去诠释何谓仁政呢？仁爱、仁政，即为知也，既已知之，便不复去穷究知之之理，于是，子曰，君子敏于行。既已知之，便当行之，此谓之知行合一！”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来到这个时代，王孚明在武功上不讲武德，在文治上，他也没准备讲什么武德。
理学可以出现，但是那种束缚百姓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却是万万不可取的，仁道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源，文化的真正载体是人，这与国外宗教文化里以神为本，神创万物的说法截然相反。
在道家学说之后，在程朱理学之前，中国儒家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人在选择道德，而非道德选择人。
人是“根”，道德是“果”，人是创造道德的先决因素，然而中国文化在宋代发生了后果严重的异化，道德这个“果”，要把“人”这个根给刨了。
“存天理，灭人欲”本质就是要“搞人”，之后还有类似神权这些东西，其实是就一种类宗教主义。
于是以人为本的儒家文化变成了以道德为本，反过来指使人的儒教了，其最大的荒谬在于：他们搞道德，搞着搞着，道德把人搞了，要桎梏人，甚至要杀人。
而从一开始，人们搞道德的出发点就是为人服务，这是全面的舍本逐末，这就好像现在一个人去搞钱，搞着搞着，钱把人搞了。
当然了，程朱理学是内圣之学，追求的是内在道德的修养，人格的圆满。
怎么说呢，它作为新儒学，在思想上肯定比经学要更开明。那些理学家杂糅了佛家、道教思想来解释说明经学书目，较传统经学而言也算是一种发展。
不过，这种学说上的发展，不适用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就是了。
所以，王孚明也是借由考试之机，把后世的一些学说理念早早的拿了出来，希望借此来引导这个时代的思想发展方向。
下方的吴由良听着听着顿时迷了，不管是从王孚明上午的长篇大论还是这下午的高谈阔论，他别的没有听出，就听出了一个意思，务实！
当然了，现在还没有后世影响深远形成系统的学说，所以，王孚明这番话倒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大逆不道、离经叛道之类的。
所以说，王孚明很庆幸，庆幸此时程朱理学还没有形成，庆幸此时的思想还很开放，不然，他的这一番话传出去，他也只能更加不讲武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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