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就让叔孙通试了试。
叔孙通搞了一套礼仪方案，饭怎么吃，酒怎么喝，路怎么走，皇帝怎么拜见，群臣不遵守的，就要用法律办他。
于是群臣不敢再对刘邦无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是那么爽的事情啊】。
当时叔孙通的这套办法只是涉及到刘邦个人的烦恼，但是放大到整个汉帝国就能发现，汉帝国在当时急需一套能够治理国家的成熟理论指导。
刘邦之前，治理国家的都是累世贵族，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传法门能治理国家，而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哪里有这种底蕴？
而今文学派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顺应了汉帝国的需求，提供给汉帝国一套理论。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立刻被全面采纳，但也就此在汉朝站稳了脚跟。
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正式成为西汉帝国的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发展指导理论。
自此以后，甭管那些朝廷决策多么匪夷所思，多么千奇百怪，比如西汉末年的传国易姓思潮，究其根本，那都是有今文经经义背书的，是由死了好几百年的孔老夫子背书的。
孔老夫子也是惨。
照理来说西汉帝国有了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理论指导以后，应该没什么波折了才对，但问题在于，今文经学还就真的没有完全遵照帝国统治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今文经学的理论学家们始终没有为汉帝国完成设计一套类似于周礼一样的“汉礼”。
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国家和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礼》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天子礼”，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礼”实际上是士人的礼，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享用的，士也能享用，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而不在于有没有，能不能。
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秋学派，这个学派更加直接，说什么【天子僭天，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一切问题的缘由都是天子做的不对才导致下面人做的不对，所以天子必须要以身作则。
核心思想就是天子如果犯了错，那么就没有资格责怪下面人对他犯错。
这套思想要是稍微延伸一下，那可就是天囚理论了……嘶，不敢想不敢想。
这能满足汉帝国统治者们的需求吗？
秦已经变天子为皇帝，皇帝在地位上已经和周天子全然不同了。
大人，时代变了。
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和今文学派的不满源于此。
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底蕴更加深厚，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
硬实力拼不过，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扶持王莽搞复古，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
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
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
所以在政治上，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朝廷所立的学官——博士也始终都被今文学派的儒生们垄断，被官方承认的五经十四家法也全部都是今文经。
东汉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求，他把被认为是古文经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设立了博士，古文学派似乎看到了曙光。
结果在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为了统一学术认知，统一思想，《左氏春秋》官学地位被罢黜，古文学派受到严重打击，刚刚开始的半官方化进程也被打断。
自那之后，古文学派便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了。
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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