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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